大话方言在线阅读→谁跟谁学(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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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般地说,官话也就是国语,但清朝的情况有些特别。因为清是满族人坐天下的朝代,所以清代的“国语”是满语,汉语倒成了“方言”。清朝制度,皇亲帝胄,都要学“国语”;重要公文,也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。然而这“国语”仍然未能普及推广,反倒是八旗子弟都一口的京片子,弄得满文化差一点就断了香火,还得靠锡伯人帮忙续上。

  可见语言问题也不单纯,它和政治,和经济,和文化,都有扯不清的瓜葛。当年,中华民国国会投票定国语,一些粤籍议员要选广东话。粤籍议员人数多,当真搞“民主”,没准会通过,幸亏被“国父”中山先生苦口婆心劝住了,仍定为北京话。要不然,当官的都得学粤语,小学校也用粤语教学,课本上尽是些诸如“咁”、“叻”、“呒”、“乜”之类没几个人认识的字,国家还不定乱成什么样子。现在怎么样呢?没谁动员,大家都屁颠屁颠地学起来,哇噻啦,威水啦,搞掂啦,埋单啦,谁不说谁老土。照这样下去,再过些年,定粤语为国语,说不定“哇”的一声就通过了。

  这很让一些人愤愤不平。从古到今,两千多年了,从来只有普及官话的,哪有普及“商话”的?学什么粤语嘛!跟傍大款似的。其实,语言的变迁从来就是“趋炎附势”的,哪个地方财大气粗,大家就跟着学哪个地方的话。粤语成为时尚,只不过是近几年的事,因为改革开放以来,广东先富了起来,代表着富裕的新生活方式,也都先从广东登陆,然后再大举“北伐”。再说香港也说粤语,内地人没去过香港,以为那里遍地是黄金,人人是阔佬,会说粤语,便可以冒充“富族”,至少也表示见过世面,不“土”。

  不过,先前那些崇洋媚外的“假洋鬼子”和“业余华侨”,却是以说上海话为荣、为时尚的。别看现在香港、广州牛逼烘烘,一百年前,香港可不叫“小广州”,而叫“小上海”。因为上海才是真正的国际化大都会,远东亚洲新兴城市的“一只鼎”,新生活和现代化的代名词。那时,做一个上海人是很体面的,会说上海话则几乎是“高等华人”的标志。即便在香港,也如此。粤语?土不拉叽的,算老几!

  可惜,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,现如今,上海话吃不开了,吃得开的是广州话或香港话。这可真是谁有钱谁是大爷。

  其实,犯不着骂谁是“势利眼”、“跟屁虫”,人往高处走,水往低处流,语言也一样。就说上海话,也并非一开始便是“高等华语”,起先也被人看不起过。上海,原本是华亭的一个镇,所以上海话的方言语音,一度“视华亭为重”。华亭府后来改为松江府,而松江府又是从嘉兴府独立出来的,因此明代的《松江府志》和《华亭县志》述及方言时,都说“府城视上海为轻,视嘉兴为重”。可见,这个时候,上海话的地位还是很低的,谁说上海话谁老土,说嘉兴话才牛逼。

  然而到了清代,嘉兴话又不时髦了,时髦的是苏州话。因为苏州经济发达,富甲一方呀!于是,“府城视上海为轻,视苏州为重”,没嘉兴什么事。民国以后,上海经济比苏州更发达,上海人比苏州人更有钱,又没苏州什么事了,倒是宁波话掺和了进来。现在被外地人看作上海话标志的“阿拉”,就是地地道道的宁波话,而上海人原本是自称“伲”或“我伲”的,但宁波人在上海当老板的多,老板爱说的话,大家也都乐意仿效。比如现在的老板爱说“埋单”,大家也就不说“结账”。当年的老板既然爱说“阿拉”,大家也就不再“我伲”了,再说“我伲”,就老土了。再后来,上海大大地发了起来,比宁波还老板,大伙儿便集体地侵犯宁波人的著作权,只知道“阿拉上海人”,不知道“阿拉宁波人”。

  这就叫“谁财大,谁气粗”。比方说,苏北人(也叫江北人)在上海也很不少,谁又以江北话为时尚呢?没有。因为苏北人当年在上海,多半是“苦力的干活”,也就没人愿意认这门穷亲戚。其实,上海的苏北人那么多,上海话怎么能不受苏北话的影响?只不过除方言学家外,没多少人注意和承认罢了。就连嘉兴话、苏州话和宁波话,后来也不再是时尚。后来成为时尚的,是由嘉兴话、松江话、苏州话、宁波话、江北话甚至广东话,以及其他杂七杂八混合而成的“上海话”,和明清时代被人看不起的上海话(松江府华亭县上海镇的土话)也不一码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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